史光之鉴||牛年漫话山西牛文物，牛转乾坤“真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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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文脉§§第040期

牛年漫话山西牛文物，

牛转乾坤“真牛”

       胡春良

  题记：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根，是中华文明的魂，而耕牛呢，又是农耕文明的底色和标杆。自古以来牛在中华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堪称图腾。

运城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农耕文明有着深厚的渊源，嫘祖养蚕、舜耕历山、后稷稼穑等等，远古文明光耀华夏。而牛耕又赋予这片土地以丰盈的人文。1959年山西平陆枣园汉墓中出土的多幅壁画反映了农业生产活动的场景，其中的牛耕图是汉代晋南地区牛耕先进水平的最好证明，画面上绘一农夫驱二黑牛翻田的情景。关于此图，李发林先生认为“平陆犁耕图只画一人操作，而记载三人，可能是画工省去二人，也可能由于早已经学会用牛环穿牛鼻子的技术，能顺利控制耕牛了”，对是否是一人操作还不甚确定；而张振新先生认为：“汉代的牛耕方式最初是二牛三人，操作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两人在前各牵一牛，一人在后扶犁耕作；另一种是一人在前牵二牛，一人在单长辕的一侧控制犁辕，调节犁铧入土的深浅，一人在后扶犁；西汉晚期，由于出现了可供调节深浅的犁箭，便取消了掌辕人，又随着使用耕牛技术的进步而取消了牵牛人，因而演变为二牛一人 ”；仔细观察平陆壁画，可以看出其中表现了步犁结构的一部分，虽未画出辦土(犁镜)以及铧冠，但犁铧、犁底头、犁箭、犁镜、梢耙、犁衡都可见。在当时是较为先进的。平陆枣园西汉晚期墓的另一幅壁画画面上一农夫驾一黄牛用耧车播种，耧斗下的三足尚可看见。耧车在播种时，由一牛牵而一人扶，种子盛于耧斗，耧斗通空心的耧脚，且行且摇，种子乃自下；它同时完成开沟、下种、覆土三道工序；一次能播种三行，且行距一致、下种均匀。在干燥的黄土高原实行起垄条播有明显的优越性，既省种子又利于保持水分。《农业技术史稿》说：“耧车是我国早在2000多年以前最先发明的畜力条播器。它是继耕犁之后我国农具史发展上又一重大发明。”而考古发现，铁铧及铧范在晋南的大量出土，表明牛耕在汉代河东郡已推广使用。《汉书·食货志》说赵过发明用“二牛三人”的“耦犁”并“教民相与庸挽犁”，众多的考古资料也显示了汉代到了“二牛抬杠”这种较为先进的耕作阶段。

图一：平陆枣园汉墓牛耕图壁画（摄于运城博物馆）

图二：平陆枣园汉墓牛耕图壁画三足耧车复原图（摄于运城博物馆）

临汾作为“舜都平阳”的人文之地，留下了一座罕见的牛王庙，现仅存大戏台。为牛立庙，这是牛崇拜的物质反映。牛王庙戏台位于临汾市尧都区魏村镇魏村，亦称舞楼，建于元至元二十年(1283)，后因大德七年(1303)平阳地区大地震损坏，至治元年(1321)维修，明、清两代屡有修葺。戏台采用乐楼形式，为木构亭式舞台，平面呈正方形，三面有墙，正面当台口，无前后场之分，还保留着宋金乐亭旧制。戏台台基高1米，台身面阔7.45米，进深7.55米，建筑结构为“井”字形框架，顶部有单檐歇山顶或十字歇山顶两种形式，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一座木结构戏剧舞台，是研究中国戏剧发展史的宝贵的实物资料，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三：临汾牛王庙戏台

牛也是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著名艺术家、清华大学教授、“世界和平艺术家”韩美林先生在辛丑牛年来临之际，创作出四季牛青铜雕塑艺术品。2020年12月21日，“美林的世界在深圳—韩美林艺术展：天·地·人·和”、“美林的世界在深圳—韩美林生肖艺术展”，分别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深圳南山博物馆隆重开幕。当晚，“益+艺”感恩夜活动在深圳温情举办。在感恩夜活动现场，韩美林的最新雕塑组合作品《四季牛》亮相首发。《四季牛》雕塑组合由四件青铜雕塑组成，分别名为：《春之勤奋》《夏之耕耘》《秋之砥砺》《冬之前行》，它们的造型源自韩美林最新的辛丑年贺年邮票和明信片的同款设计。以牛为题材的作品，无论是在水墨画、卡纸画，还是在陶瓷、雕塑、设计中，韩美林心中的牛，永远是淳朴、善良，又充满奋进与生机的形象。韩美林曾说：牛是财富、勤劳的象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放在牛身上，是再准确不过了；“舔犊之情”讲的也是牛；犟脾气说的也是牛，任何事情都能坚持下来。我为什么要画牛？它身上的品质太多了。牛的一辈子，从皮到毛到肉，到一辈子活的力量，都给了人类。大义情怀，牛行天下。令人欣喜的是这四款牛雕塑在夏县宇达青铜文化产业园艺术馆展出，为河东平添“牛”。

图四：韩美林-春之勤奋

图五：韩美林-夏之耕耘

图六：韩美林-秋之砥砺

图七：韩美林-冬之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在国家的层面上，为牛的价值信仰鼓与呼。

2021年，是农历牛年。牛年被赋予更多美好的期望，牛转乾坤，好运如虹，国泰民安等等。山西作为文化大省，与牛有关的文物，见证和诉说着晋善晋美的故事和情怀。现选取部分山西的牛文物，感受“真牛”山西。

一、河东牛：汉韵唐风

说起河东牛，最牛不过永济蒲津渡的唐代黄河大铁牛。

     黄河大铁牛，亦称开元铁牛、唐代铁牛，是唐代铸造文物瑰宝。位于永济市城西十五公里，蒲州城西的黄河古道两岸，各四尊。铸于唐开元十三年（ 725年），为稳固蒲津浮桥，维系秦晋交通而铸。元末桥毁，久置不用，故习称“镇河铁牛”。因黄河变迁，逐渐为泥沙埋没。

1989年出土。铁牛每尊高约1.9米，长约3米，宽约1.3米，牛尾后有横轴，直径约0.4米，长约2.3米。轴头有纹饰，各轴不同，分别有连珠饰、菱花、卷草、莲花等。四尊铁牛是我国发现的最重(每尊45t～72t)、历史最久、工艺水平最高的珍贵文物，在国内外极为罕见。

图八：黄河大铁牛

运城博物馆藏有一件汉代灰陶牛，平陆县博物馆也藏有一件汉代绿釉陶牛，该文物由平陆县公安移交。这两件文物陶牛作为河东汉代物质生活的见证，在运城博物馆举办的“河东汉风—馆藏汉代文物展”展出。这个艺术大展精选了170余件汉代文物，分“股肱要地”“农耕风貌”“生活印迹”“魂兮归去”四个单元，从地理形势、农耕生产、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引领观众跨越千年时光，感受《秋风辞》的文采风流、田园景象的欣欣向荣、物质生活的充实富足、精神世界的瑰丽多彩。

图九：运城博物馆藏汉代灰陶牛

图十：平陆博物馆藏汉代绿釉陶牛

“河东”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左传》，泛指山西南部黄河以东地区。秦、汉时设河东郡，所辖区域相当于今天的运城、临汾两地。魏晋时期，河东郡被分为两部分，南为河东郡，北为平阳郡，所以现在人们所说的“河东”特指运城。牛文物里的汉韵唐风，就是河东大地经典的人文。

二、牛车：古代的宝马

在山西众多的牛题材文物中，牛车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1.铜牛车

时代：北齐（550—577年）

规格：通高20厘米，通长30厘米。

国家一级文物。

1987年，由山西省公安厅移交山西博物院。

不仅是南北朝时期乘车制度的物证，也是一件见证当时青铜冶铸和车辆机械制作技艺的车辆模型。

图十一：北齐铜牛车

2.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陶牛车

时代：北齐。

规格：车高31.2厘米，牛高23.2厘米。

国家一级文物。

1955年太原圹坡出土。

车辆有圆拱蓬，车厢短宽，前面有栅栏，车厢入口在后部，无门。

图十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陶牛车

3. 北魏毡帐式陶牛车

时代：北魏。

规格：长48.2厘米，宽19.3厘，高21厘米。

大同市博物馆藏。

国家一级文物。

2013年大同市平城区恒安街北魏墓出土。2013年入藏大同市博物馆。

图十三：北魏毡帐式陶牛车

4. 翼城县博物馆藏唐代的铜牛车

车前有直辕，车轮可转动，车厢呈封闭式，铸造制作精巧精美。和山西博物院藏的北齐铜牛车形制极为相似，说明北齐时期的牛车形制和乘车制度对唐朝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图十四：翼城县博物馆藏唐代的铜牛车

南北朝时期的牛车在山西多地被发现，是当时乘车制度的见证。在中国历史上，商代晚期就出现了车，但这时的车是战车，双车轮很高，轮径在1.35米。因为车轮为木质，也没附有像现在橡胶等缓冲物，也就要求车体轻便。通常驾以两匹或四匹马，车速较快，车体也有一定高度，可以居高临下杀伤步兵。战国时期，诸国交战频繁，战车是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大国号称“千乘之国”，乘，就是一辆车的意思。当时的超级大国，如齐国、晋国的战车就有三、四千辆。当马匹、木料、车夫以及驾驶技术得到发展之后，军工产品就要转民营了，各国贵族，辐辏相迎，“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秦始皇兵马俑铜战车秦始皇陵车马坑出土的两辆马车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不过即便是皇帝所用，依据车厢高度，车厢中人也是跽坐的姿势，身体不得伸展，很不利长途旅行。

牛车在汉代主要是贫穷人乘坐或者用来运载货物，有身份地位的人一般乘马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皇帝、官员马车、牛车并用，牛车较多地成为出行车辆。其中西晋到北朝，一是品秩以上的官员及太子享受给车、赐车、加车待遇，有些是牛车。《晋书•舆服》记：“诸公给……皂轮犊车各一乘。”犊车即牛车。又记：皂轮四牛车，“诸王三公有勋德者特加之”。驾牛的油幢车，“王公大臣有勋德者特给之”。驾牛的云母车，“以赐王公”。驾牛的通幰车，“诸王三公并乘之”。南朝齐梁时期，太子常乘驾牛的画轮车。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给驾牛的轺车。诸王、三公有勋德者特加皂轮牛车。王公加礼者，给牛车。南朝齐代，尚书令、仆射、中书监、中书令、尚书、侍中、常侍、中黄门、中书、散骑侍郎皆乖驾一牛的轺车进入宫廷办公。北魏在熙平元年制定车制，庶姓王侯、尚书令仆以下，列卿以上给驾轺车，或乘牛车。正、从一品官及仪同三司至七品官都乘牛车。

这些古代的“宝马”车，穿越历史时空，闪耀着永远的光芒。

三、陶牛：南北朝的风雅

南北朝时期的贵族乘牛车成为显耀和时尚，从而使得牛在生活中的地位大幅提升，这也反映在艺术的创作中。山西出土了多件南北朝时期的陶牛，不仅是宝贵的牛雕塑艺术品，又反映了当时发达的制陶技艺水平。

1.北齐红陶牛

山西博物院馆藏。

国家一级文物。

高35厘米。

红陶材质。

1981年太原市王郭村武平元年（570年）娄睿墓出土。

陶牛体格雄健，牛头高昂，脖颈坚挺，犄角冲天, 佩戴有络头、璎珞和杏叶等。四肢有力的叉开、支撑着强壮的躯体。神态威猛,生动写实，匠师对牛的刻画，除了卓越的造型能力，还显然得益于对动物的细致观察。

图十五：北齐红陶牛

2.北魏釉陶牛

时代：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

规格：通高19厘米，长29.1厘米，厚12厘米。

大同市博物馆藏。

国家一级文物。

1965年大同市石家寨司马金龙墓出土。1965年入藏大同市博物馆。

图十六：北魏釉陶牛

3.北魏釉陶牛

时代：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

规格：通高21厘米，长32厘米，厚10厘米。

大同市博物馆藏。

国家一级文物。

1965年大同市石家寨村司马金龙墓出土。1965年入藏大同市博物馆。

图十七：北魏釉陶牛

四、青铜器牛：青铜艺术的杰作

山西青铜文明蔚为大观，享誉世界。在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有许多牛题材的青铜器。这些青铜重器是山西文化的经典元素。

1.国宝级青铜重器：牺尊

时代：春秋晚期·晋国。

规格：高33.7厘米，长58.7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出土。

整体呈水牛形，四足站立，牛角充满张力、双目圆瞪。牛腹中空，牛颈和背脊上有三孔，中间有一孔套有一个锅形器，前后二穴原有盖，今已不存。腹内中空可以容水。牺尊在酒器中很是贵重。此器造型稳重，极为少见，纹饰尤其华丽，兽颈饰以盘曲的螭龙和虎犀等小动物浮雕，与同样出土于浑源李峪的鸟兽龙纹壶的花纹完全一样，所以牺尊和壶当是成组的酒器。这种集盛酒、温酒为一体的尊，是目前发现的青铜器中唯一的一件。另外鼻上有一环，这一现象说明早在春秋时代，人们已经用穿鼻的方法来驯服牛了。是艺术性与实用性完美融合的青铜艺术杰作。

图十八：牺尊

2.春秋时期最大铜鼎：附耳牛头螭纹蹄足镬鼎

又称镬鼎。

时代：春秋晚期。

规格：高93厘米，口径102厘米，耳间距129厘米，重达220公斤。

国家一级文物。

山西博物院藏。

1988年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附耳，敞口，唇平折，束颈，深腹，兽蹄足，腹部蟠螭纹，以三角回纹、鱼鳞纹和瓦纹作填纹，一对环形耳钮，出土时镬鼎底部与足部带有烟炱，可以证明确为煮牲器、盛牲器，为目前所见春秋时期最大的鼎。依镬鼎形制大小分为牛镬、羊镬、豕镬，此鼎应为“牛镬”，是足以容纳下一头整牛的春秋镬鼎。

图十九：附耳牛头螭纹蹄足镬鼎

    3. 卧牛钮蹄足鼎

时代：春秋晚期。

规格：  高11.3厘米，耳间距14.5厘米。

山西博物院藏。

国家一级文物。

1988年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覆钵形盖，正中有环形钮，钮中有一圆环，为捉手。周围置有等距三头立雕卧牛，牛头前昂，角、耳、鼻、眼清晰，躺卧在地，悠闲自在。鼎体弇口，唇内敛，方形耳，腹壁微鼓，平底，三蹄足，足微外撇，空心。盖鼎环钮和圆环饰绹索纹，牛身饰锥刺纹，似牛毛，正中心饰涡纹和三角回纹。盖和鼎身饰宽窄两周“C”形蟠螭纹带。蟠螭头带角，身相互纠缠，十分紧密。蟠螭身饰三条平行线。鼎身正面线刻“S”纹，侧面饰勾云纹。鼎腹部在两组纹样中用凸弦纹为界纹。足根线刻兽面纹。

图二十：卧牛钮蹄足鼎

4. 镂空牛头双身蟠螭纹虎形双耳壶

时代：春秋时期。

规格：通高50.6厘米，口径17.2厘米，腹径30.4厘米。

山西考古研究所藏。

国家一级文物。

1994年山西太原金胜村出土，1994年入藏山西考古研究所。

镂空牛头装饰，蟠螭纹，虎形双耳，器形华丽，铸造精美，是春秋时期青铜铸造制作技术的代表，有着很高的艺术和科技价值。

图二十一：镂空牛头双身蟠螭纹虎形双耳壶

图二十二：镂空牛头双身蟠螭纹虎形双耳壶镂雕牛头装饰

（未完待续）

九州 文脉——让您领略文化脉络

作者简介

胡春良

中国铸造协会艺术分会专家

中国工业摄影协会会员

运城市作协会员，夏县作协副主席

夏县诗联学会副秘书长

 数十年来，先后在

《铸造》《中外文化交流》

等媒体杂志发表五百余篇学术论著

参与编写《中国铸造发展史》

《艺术铸品鉴赏制造技术》《山西铸造史》

等专著。入编出版《中国实力诗人诗选》

《溪水是有艺术的生命》

等多部诗集，并创作发表了千余篇文学作品

《青春诗刊》编辑、驻站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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